杂论对话第338章 徽商红顶商人

徽商（明清中国）：在笔墨与算盘间游走的“儒商标本” 一、政治支撑：从“捐官入仕”到“盐引垄断”的权力博弈 明清徽商的底色始终带着“半商半儒”的政治智慧。

他们不像晋商那样直接绑定朝廷财政却通过“科举铺路、捐官搭桥”将商业利益嵌入帝国的官僚体系最终在两淮盐业等垄断领域占据绝对优势。

这种“曲线依附”的政治策略让徽商既能享受政策红利又能避免过度卷入官场倾轧堪称“政商关系”的经典范本。

1. 科举与捐官：构建“士商互济”的利益网络 徽州人常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对他们而言读书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商业铺路的“敲门砖”。

明清徽州科举极盛共出了28位状元、1700多位进士这些官员成了徽商最坚实的政治后盾—— - 家族联动：徽商家族往往采取“分工策略”：长子读书应试次子经商赚钱。

若长子考中进士家族生意就能获得“隐性庇护”（如税收减免、官司偏袒）；若经商成功则资助更多子弟读书形成“科举-商业”的正向循环。

比如歙县汪氏家族清代出了3位进士同时经营盐业、典当业官员为家族疏通盐引配额商人则为官员“打点应酬”互惠互利。

- 捐官捷径：对没考上功名的商人“捐官”是快速获得政治身份的方式。

明清允许商人向朝廷“捐输”（捐赠白银）换取“虚职官衔”（如“同知”“知府”）。

徽商捐官出手阔绰仅乾隆年间两淮徽商就向朝廷捐银超过1200万两获得“红顶商人”身份。

有了官衔商人可穿戴官服、参与官场应酬甚至直接与督抚等高官对话为商业争取便利（如垄断某地区盐业销售）。

最典型的是胡雪岩：他通过资助左宗棠西征获赠“布政使”衔（从二品）穿上黄马褂成为“红顶商人”的代名词。

凭借这一身份他的阜康钱庄获得官方存款业务还垄断了浙江、福建的军饷汇兑巅峰时资产达白银3000万两——这正是徽商“以商养官、以官护商”策略的极致体现。

2. 盐引垄断：两淮盐场的“利益分肥” 徽商的财富根基始终系于两淮盐业。

而他们能垄断这一领域靠的正是政治支撑与商业嗅觉的完美结合。

明代盐业实行“纲盐法”：朝廷将盐引（贩盐许可证）分配给指定商人形成“盐业专卖”。

徽州商人凭借两大优势抢占先机： - 地缘接近：两淮盐场（今江苏、安徽沿海）离徽州仅数百里通过长江、运河可直达销售地（如扬州、南京）运输成本远低于晋商、陕商； - 政治倾斜：徽州籍官员（如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在盐政改革中“关照乡党”将优质盐引优先分配给徽商。

到清代两淮盐场的200多个“纲商”（拥有盐引的垄断商人）中徽商占比达70%形成“无徽不成盐”的格局。

徽商经营盐业的秘诀在于“官商协同”： - 向朝廷“捐输”换取盐引增量（如康熙平定三藩时徽商捐银助饷获增盐引20万引）； - 利用官员关系打击竞争对手（如指控晋商“私盐贩卖”挤压其市场份额）； - 甚至直接参与盐政管理（如歙县商人汪应庚担任两淮盐务总商协助朝廷制定盐价、征收盐税）。

据《两淮盐法志》记载清代两淮盐业每年利润达白银1000万两徽商从中获利超600万两这些财富又被投入土地、商铺和科举形成“盐业-土地-科举”的闭环。

二、地域基因：从“七山一水”到“舟楫天下”的生存突围 徽州（今黄山、绩溪、婺源一带）的地理环境是塑造徽商性格的“原始模具”。

这片被黄山、天目山环抱的土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农业承载力极度有限却逼出了“向山外求生存”的商业韧性。

而新安江、长江等水路网络又为这种突围提供了天然通道让徽商得以“借舟楫之力通天下之财”。

1. 山多地少：逼出来的“经商传统” 徽州的耕地有多匮乏？据《徽州府志》记载明代徽州人均耕地仅0.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且多为“梯田”土壤贫瘠“十年九旱”是常态。

仅靠农业别说致富连温饱都难以保障——这种生存压力成了徽商崛起的原始动力。

徽州人早早明白：“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必须“以贾代耕”。

男孩长到十三四岁若读书无望便会被家人送到外地学商：“抱布贸丝牵车服贾足迹遍天下”。

他们的目的地往往是“有鱼米之利”的江南（苏杭）、“有盐铁之饶”的两淮（扬州）或“有舟楫之便”的长江沿线（武汉、重庆）形成“无徽不成镇”的奇观——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徽州商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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